《中国艺术》(149)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我们还可以研究不同材质,以及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图样纹饰。我们首先来研究汉代和汉以前的青铜镜,其图样由科洛曲仑(Karlgren)绘制,收录于“Huai and Han”一文(应为《淮汉》,但作者没有给出更多注解,存疑。译者注)。我们看看他的发现如何被应用于汉代的漆器和丝绸。

 

正如我们所见,第三阶段的青铜艺术因融合而显得活力,囊括了几种不同风格线索。最为古老和典雅的艺术风格属于商代和周代早期的第一时期,其中部分直接发展为第三时期的形态,有些则经过第二时期的改造发展为第三期。游牧艺术是另外的一个来源,第三期艺术中能够辨认出其影响。此外,还有来自南方的影响。问题是,汉代艺术属于之前的发展呢还是与之前本质不同,就像第二期与第一期艺术本质不同?而且,如果是后种情况,这种新的精神面貌与公元前三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有关联吗?有没有出现突然断裂?

 

科洛曲仑的答案是,确有其事。他发现,第三期艺术和汉代艺术风格之间有很大不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青铜鼎的处理上,汉代的鼎摒弃了以往的满布图案,代之以光素无纹的表面,只靠造型的巧妙取胜。风格突变的骤然,根据科洛曲仑的说法,表现之一就是某些类别的镜在汉初消失了。其中特别应注意的消失类别,有来自寿县的C类和来自洛阳的D类。我们最好引用他的话直接说。他说,从镜的情况,进一步证实了三足鼎和大钟已经说明的事实: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真的是里程碑,它把淮(也就是第三期)风格与汉代风格分割开来。“随着封建中国的灭亡以及清朝的崛起和衰亡,中国又一次达到了全盛,第三期风格曾兴盛于前650到前200年,现已绝迹,而汉代艺术虽然也基于前代的基础,但又在全新风格中新生”。

 

由于科洛曲仑的努力,对镜的断代(属于清晰C或者D类风格的镜)不再随着个人感觉走,也不单单依靠风格。这些类别的镜从不刻铭文;而许多带铭文的镜毫无疑问是汉代的,所以就此推论说,C和D类的无铭文镜都属于汉代以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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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年12月07日  所属分类: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