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190)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西方古典考古学家肯定很乐见这种希腊精神注入印度黑暗时代的思想,他们肯定会感到欢欣鼓舞。犍陀罗艺术被他们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加以赞叹。Foucher就用“您的欧洲之眼”来谈论他所认为的最漂亮的犍陀罗风格的样品(图52a),他说“欧洲之眼的美不需要印度学家的帮助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神光的圆环、发髻的波浪、轮廓的笔挺、眼窝的古典造型、嘴唇的蜿蜒曲线以及衣袍的宽大和褶皱的空间”。Foucher相信,佛教一开始对偶像的拒绝应该会在如此精妙的塑形面前屈服,他于是结论说,犍陀罗艺术就是佛像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此时的佛像完全尊崇(西方)古典传统。这种观点和19世纪流行的希腊崇拜倾向不谋而合。因为如果西方曾经不经意地把西方的偶像传统带到了印度西北部,而这种观点让人感觉到不快,至少当时的印度工匠因为找到了更好的雕像方式而拒绝本地的较差的雕塑,这还是让人感到有益。

图52a

图52a

但事情的讨论并没有到此结束。一方面,很可能佛像的发明是在马图拉而非犍陀罗。另一方面,犍陀罗艺术的整体风格和希腊很接近,并不代表犍陀罗只和希腊有关。根据Rowland的观点,最早的佛像作品也表现出印度古代流派,比如帕鲁德和桑吉流派的褶皱处理技法。而在犍陀罗艺术的顶峰期,也就是他认为的2-3世纪,又可以明显看到西方的深刻影响。到了4-5世纪,犍陀罗艺术似乎又回归到印度的模型,又一次开始关注衣袍的透视效果。还有一个次要问题,就是西方影响在此处实际上是罗马影响,而非希腊。Hellenistic(古希腊)一词当然对于任何发端于希腊的艺术风格都是合适的形容词,或许我们不该分的过细。另一方面,人们已经分辨出罗马艺术的1-2世纪的风格元素与犍陀罗同期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在此种背景下,还使用“希腊-佛教”一词来指代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带来的艺术关联,就显得明显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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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年04月03日  所属分类: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