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233)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第二组为甘肃南部Pingling寺最近重新发现的作品。这些可爱的佛像之中,保存最好的为图32的阿弥陀佛像组。

图32

这一组像之中的左起第三个肯定是观音菩萨像,与龙岩山菩萨的气韵和感觉类似。请注意佛菩萨站立的三屈式姿势,已经完全发展成熟。我将此作品断代为670年,与龙门石窟的阿弥陀佛巨型佛像组时间相同。

作品来源和材质都显示,龙岩山菩萨像来自定州的作坊。最后一个这里要讨论的中国雕塑就是31的无头身躯残件,也属于定州流派作品,因为它发现于定州西北仅17英里的地方,使用本地的白色云母岩制成。其重量巨大,表明其运输曾遭遇很大困难。这件作品有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其年代。附件的一座寺庙年代为11世纪,这本来并不重要,但我们怀疑这个作品是宋代仿古制作的。这件作品还和其他作品的风格形成横向对比,比如龙门石窟的第四号洞窟的弥勒佛像,其铭文年代为614年。

第二问题是关于乌仗那(Udyna)图像类型的。我们已知,乌仗那传统随着中国的檀木释迦牟尼像的传入而终止,该佛像一直存于北京的檀木寺,1900年被毁。日本的仿造该佛像的檀木像存于京都的Seiryo寺。图52d复制了京都该佛像的正面图。

图52d

这件作品是按照据说是原作的样子于987年完成的。这件作品与上面的身躯残件极其相似,特别是在褶皱的左右对称这一点上。身躯残件的背面有着显著的独特风格的褶皱,其下摆逐渐变宽并拖地。这种逐层堆叠的处理褶皱表现的方式,如Yetts所说,是一种比较拙劣的权宜之计,也不写实。但是在这个作品中,处理得很简洁并有意义。与京都Seiryo像背面的对比表明,后者的处理方式完全一样。图31的身躯像事实上严格遵循了乌仗那佛像的风格类型。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断代问题。玄奘645年带回中国的第三组佛像被称为是乌仗那佛像的复制品,玄奘说他在印度Kausambi亲眼所见。这件复制品毫无疑问属于笈多艺术。Yetts引用了两个来自马图拉的释迦牟尼像,在他看来与这里讨论的佛像风格非常类似,特别是在褶皱的左右对称这一点上。说明其直接来自印度原型。他的结论是,“或许第三组玄奘带回国的像使得中国和日本的佛像标准化和普及,至少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这里的身躯残件的制作年代或许是玄奘回国不久时。我的感觉是,这件作品并没有很多仿古凤的感觉,其即兴发挥和韵味感使得其年代不会早于第三期。简而言之,这件作品是一个稀罕的独立个案,其年代位于中国佛像历史的最后一次高潮期。

最后一点小问题。这是释迦牟尼像吗?传统的乌仗那类型的佛像,至少从日本的现存作品来看,都结无畏印(abhaya)和与愿印(vara)。这里的佛像看起来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中唐时期,地藏菩萨信仰开始流行,前面已经提到了其原因,解释地藏王菩萨的像可能就是按照乌仗那像建构的。由于身躯残件缺头部,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地藏菩萨,因为看不到秃头的形象。但由于我们知道其尺寸和重要性,这件作品应该还是释迦牟尼像,也就是佛教创立者的像。

(《中国艺术》上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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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年07月01日  所属分类:中国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