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255)

编者按:《中国艺术》(Chinese Art)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文献,1958年在纽约出版,上下两卷。作者William Willetts(魏礼泽)(汉学家、西方艺术史家)从中国的地理特色着手,系统梳理了玉器、青铜器、漆器、丝绸、雕塑、陶瓷、绘画、书法、建筑等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他坚持客观描述作品的方法,“并不对所讨论器物给予美学价值论断,而是让器物自己说话”。

“让器物自己说话”,与观复博物馆“以物证史”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们选择翻译此书的原因。此次我们邀请到美国CCR(Chinese Cultural Relics《文物》英文版)翻译大奖获得者对此书进行正式专业的翻译,译者也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索引数据库)和AATA(国际艺术品保护文献摘要)收录的美国出版期刊Chinese CulturalRelics的翻译团队成员。

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此次翻译将存疑处一一译出,其后附有译者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本书,在绚烂璀璨的器物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辉煌。

唐代总是被中国人赞颂为“黄金时代”。唐代被称为中国创造艺术的最伟大时期。我个人也认为,唐代是中国艺术最有阳刚之气的时期。对于其艺术成就的讨论中,陶瓷必须扮演首要角色。因为唐代的绘画留下来的不多,其中最好质量的作品更是缺乏。唐代建筑保留下来的凤毛菱角,雕塑艺术在唐代达到高峰之后迅速走向衰落期。这些情况促使我们仔细研究唐代陶瓷。但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唐代的陶瓷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宋代以及后世的那些艺术手段在唐代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再如此肯定,宋代某种胎釉真的就在唐代完全没有。从其他标准来看,那些具有类似胎釉特征的器物其实可以标为唐代作品。

造型的意义

唐代陶瓷的造型,这里主要是指立件类器物的外形,由于受到胎釉类型的限制,受到成形手法的限制,受到装饰方式、风格、主题的限制,受到外形的限制,与宋代造型整体上不一样。但造型的各种元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种包括胎釉、成形手法、装饰方法,这些都是任何一种陶瓷传统中的基本元素。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出某种胎釉或者成形手法以及装饰方法的消失时间;宋代缺乏陶器这一点(实际是作者当时并不了解事实导致的错误观点,译者注)应该是宋初就已经没有陶器了。然而,传统依然继续,存在下来的还在生产。新技术不会一夜之间冒出来。事实上,宋代根本就没有突然出现的突发奇想式的技术进步,我们也不能如此期待。

社会风潮能够决定的启示是第二类元素,也就是产品的形状、装饰风格和主题。这些元素可以叫做器物的风格;一般认为,宋代初年的风格有一个突变。如果这样,那么唐代纪年陶瓷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应该不出现在宋代,可以成为唐代器物断代的标准。当我们看到一件器物的造型和装饰是唐代的,但其胎釉是宋代的,我们应该将其断为唐;因为这种釉可能唐代就已经能够生产,但造型和装饰不可能是宋代,连宋初也不是。

问题是,这种风格突变真的发生过吗?总体来说,艺术中的风格变化和历史时期变化是不同步的,这种规律在我们讨论的任何一个门类的中国艺术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就算新的王朝想要开创新的陶瓷风格,我们也没有任何文本文献记载宋初发生过这种事情,实际总是存在一个过渡期的,就连那些陶瓷创新最快速的地区也是如此。而偏僻地区的陶瓷则完全不受影响。他们继续生产同样类型的器物,胎釉和装饰风格,成形方法和装饰都不变,延续几百年之久。唐宋之间还有一个40年的五代,这一时期见证了这种陶瓷风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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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年08月19日  所属分类:中国艺术